明朝掘墓人：大将李成梁的破坏性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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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满清势力崛起前的明朝大将，李成梁在辽东的几十年里形同没有名分的土皇帝。甚至还有人将他的一时得势，看成是明朝军事制度的胜利。

然而，实际情况完全是背道而驰。他的成功，透着辽东本地人的无奈，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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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成梁的时代明军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野战能力

在李成梁生活的时代，明朝军队已经因为制度性缺陷和经年累月的衰退而变得脆弱不堪。表面上拥有庞大的兵源和在职将士数目，实际上真正拥有战斗力的人却少之又少。不仅地方上的军户们沦为破产的各级奴隶，京城里的精锐也退化为仪仗队和权贵们的苦力。

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，明朝人经常发现自己无兵可用。每次遇到战事，都不得不在日常军费开支外再斥巨资募兵。而这些新募集的部队，若没有在战后立即解散，又会成为日后耗费钱粮的在职饭桶。这个死循环从于谦防御北京时开始，到戚继光在各地扮演救火队长时，还在继续推进。结果自然是让明军的战斗力与数量继续呈反比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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戚家军的成功就是对明朝旧军制的最大讽刺

边区军户出生的李成梁，就和当时明朝全国的所有同行一样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。因为不能脱离军籍去另谋生路，只能在地方军镇中度过贫困而危险的一生。

大量军镇的存在，又是明朝僵化模式的辐射站。原本活动在边界两头的人口，会被强制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。原本连成一气的地方经济，因为行政区域设置而被人为切断。这就给地方上的正常经济生活，造成了更大破坏。无论是军户或普通农民，还是另一头的非编户齐民，都深受其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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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肋和僵化的制度让明朝军户们的生活每况愈下

类似情况在与蒙古接壤的北方各地，都酿成了频繁的蒙古寇边和白莲教事件。边区军民逃亡到蛮族区域的事情也是屡禁不止。而在边防压力较小的辽东，则也形成了大量的编外汉人社区。这些人不受明朝官府控制，在汉-蒙-满三方之间的地带自行其是。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脱离明朝的户籍控制，不得不想办法在体制内为自己谋得第三条路线。

李成梁则走上了一条并不光彩的军功致富之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组织地方军镇内还有战斗力的人，定期主动出击。他们的打击目标，并不限于较小的蒙古或女真部落。哪怕是流亡汉人的城寨，一样可能被军爷们突然袭击。至于平日打猎、放牧或做买卖的小团体，就是更为理想的下手对象。若对方在愤怒之余进行反击，就暂时避其锋芒。等到对方在撤退时懈怠，再杀一个回马枪，收割军功与战利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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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时代不同明朝的边军是最有主动出击动力的

这种军功致富之路，当然不是李成梁首创的，也不是仅有辽东边区才有的情况。但在北方的大部分军镇，边军们借老乡人头的行为，已经让更多小部落聚集起来。诸如阿勒坦汗这样的边地蒙古势力，也是依靠明军主攻而迅速壮大的。李成梁同时代的其他军镇将领，若想继续这门祖传生意，还真得计算下遭到清算的可能性。但在边患轻微许多的辽东，李成梁还有充分施展的空间。

当然，李成梁能比之前的边军们做的更加出色，不仅仅是因为辽东地区尚未有能制裁他的势力。由于经济发展更加落后，辽东本地的非编户齐民人口，还没有发展出晋北白莲教一类的大型组织。李成梁对于分散的汉儿城寨，还可以进行分化瓦解。考虑到明军的旧编制力量，已经难以凑出足额的兵源。李成梁就开始在编外人口中，大量募集私兵。这些被称为家丁的扈从，就成为了他手里的精锐卫队。加上之前就有人尝试过的收编蒙古-女真部落武士，李成梁一下子用黑白两道为自己聚集起了一支私家班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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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致富目的而出击的明军并不会在乎猎物是谁

在这种模式下，李成梁每年可以获得各种渠道的收入。比如随着战功的累积，荣获朝廷的嘉善。通过升值，控制更多的军户土地。定期的掠夺与走私，本身也可以带来可观的产出。一旦规模壮大，又有麾下将领与官员们的孝敬，可谓是其乐融融。边界另一头的部落或定居点，也会派人来巴结这位军区大员。

只是这种模式，并非可持续发展的。随着李成梁的权势和产业扩大，他就需要更多军功来获得必要的赏赐。这意味着他必须继续扩大自己的人头征集范围，只要有机会就干一票。只要不是玩的太过火，把边区外的部落都杀的暂时死绝，自己就能够继续养寇自重下去。不断扩张的家丁队伍，也要从他的手里分得土地或粮饷。但因为明朝的整体经济问题，大伙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。以免可怜的存量财产，因为任何风吹草动而发生大规模贬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