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和他的《史记》史记的作者是谁)( 二 )

其中， “本纪＂记事简要，是纪传史的“纲” ， 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记事详细完整，是纪传史的“目” 。所以，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，以人物传记为中心，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发展的情况，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。
《史记》问世之后，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，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撰体例之一，可见《史记》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。
其次，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，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，使《史记》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曾说，＂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 ，是他著述《史记》的出发点。这在西汉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盛行之时，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。
《史记》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。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，指出邹衍的阴阳学“作怪迂之变” ，又“论著终始五德之运” ，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、机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，实际上道破了“天人感应”思想之荒诞。
与此同时，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《封禅书》，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。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，记述汉武帝“尤敬鬼神之祀” ，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。
在《封禅书》的篇末，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，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，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，祭祀天地诸神，又目睹汉武帝、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，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， “具见其表里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” 。
这里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，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，使人们了解事情的原委。这在汉武帝时代，确实胆识不凡。
对于鼓吹“天人感应”的神学大师董仲舒，西汉时即被人视为“群儒首” ，甚至誉为“有王佐之材” ，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。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，《史记》并无专传，只用寥寥五百余字，载于《儒林列传》之侧，位置极为次要。代表董仲舒思想的《天人三策》，《史记》不仅只字未加提及，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《灾异之记》下狱一事，称董仲舒出狱之后， “竟不敢复言灾异” ，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。
与揭露“天人感应“神学思想同时，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。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，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，以批判项羽所谓“天之亡我”的观点。
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，他引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，赋敛无度，是“民危＂的结果。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，不但将陈涉与汤武等列，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“世家” ，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。
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，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，而非“天”或者鬼神的意志，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司马迁的“通变”思想，在《史记》中多次论述。如“略协古今之变”、“终始之变”、“通古今之变”等等。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，司马迁以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＂考论史事，使《史记》各组成部分，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。他不仅停留在“变”的观点上，还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。
他在《郑世家》说：“变所从来，亦多故矣。”在《平准书》也提出“事变多故” 。原因何在呢？司马迁在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》说：“利诚乱之始也” ，认为政治上的动乱，是根源于经济物质利益。这种思想在《史记平准书》里，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。他说：“作《平准书》，以观事变” ，即试图从物质经济生活中，探求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。
通篇《平准书》，先记述汉初的社会经济情况，然后叙述汉初积累大量的财富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变化，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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